中国人对于“统一”的信仰源于何处？

admin

中国历史的主旋律到底是统一还是分裂，原本不是个问题。因为任何一个中国人，无论其个人对于统一和分裂的观点看法如何，都会承认“统一”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内心体验，是历史的事实。

　　但是这个共识，却曾经引发史学界的争议。因为有学者研究发现，中国历史上分裂的时间其实是多于统一的时间，这似乎意味着分裂才是中国历史的主旋律。

　　对此，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周良霄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长的话：“我们承认在中国历史上，分裂的时间比统一的时间长，但有谁能否认，即使是在分裂的时候，人们也是渴望着统一的？”

　　我想，但凡是一个诚实的人，都会承认周教授所言非虚。

　　“统一”绝非中国历史上短暂出现的现象，而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基本因子，是至今影响中国人文化心理的重要一环，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意志的结果。

　　无论是历史上，还是在今天，绝大多数中国人从生下来那一天起，仿佛就被植入了“统一比分裂好”的观念，潜移默化的认为，统一就意味着繁荣富强，分裂就意味着贫弱灾难，这些观念仿佛是一种肌肉记忆，对于中国人而言，根本毋庸置疑。

　　而历史事实也雄辩的证明了这一点。

　　黄仁宇说，“中国在公元前 221 年，即已完成政治上的统一，并且以后以统一为常态，分裂为变态：纵使长期分裂，人心仍趋于统一，即使是流亡的朝廷，也仍以统一为努力追求的目标，这不能不说是世界史上的奇迹。”

　　那么，中国人心中对于“统一”的观念如此稳固，全世界独一份，几乎成了一种信仰，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今天来探寻一二。

　　01

　　德裔美国历史学家魏复古，曾把埃及、美索不达米亚、波斯、印度和中国这些他眼中的“东方文明”统统划归他所设计的“水力社会”范畴。

　　在他看来，农业生产必须依赖大规模的灌溉工程,而为了顺利完成大规模任务，对大批的劳动力就必须施以严格的命令，因此专制主义在这些地方就会无法避免。也就是说，在魏复古的字典中“水力社会”和东方社会是同义词。

　　魏复古之所以把日本排除在外，是因为他认为日本的灌溉工程是片断零碎而非协调一致的，所以日本社会只是“水利农业”，而非“水利社会”。

　　他如此煞费苦心的把日本单列出来，是因为日本的历史显然并非一个大一统类型的国家，而长期处于封建割据的状态，这个事实显然并不支撑他的观点——大一统的专制主义必然因为“大规模水利工程”而出现的结论。

　　虽然魏复古的观点太过大而化之，诸多环节缺乏历史事实的支撑，但是他的观点毋庸置疑具备相当的启发性。

　　这集中体现在地理条件对于早期人类社会形态和文明类型形成过程中的关键性影响。

　　谈到影响中国统一的原因，很多人会强调中国文化的凝聚力，强调政治上实现“书同文、车同轨”对统一意志形成的关键性作用。

　　然而实际上，我们说“民以食为天”，在生存条件恶劣的早期人类社会，人们要生存下来，首当其冲是迎接地理条件的挑战，地理环境才是导致文明形态不同的关键性因素。

　　上古时代的黄河中下游一带处于相对封闭的环境之中。

　　往北，是无法耕种的草原；往南，是难以开垦的森林；往东，是无法跨越的大海；往西，则是不利农耕的高原。只有中原是一马平川的黄土，这注定就是个“内卷”的环境，人们很容易就形成资源有限、不是你死就是我忘的意识。

　　我们拿同时代的希腊来做个对比。

　　虽然希腊林立的城邦同样争斗不停，但希腊的版图是由无数个小碎片组成的，希腊内部多山，一侧临海，面对资源匮乏的困境，希腊人可以把目光投向大海，一方面可以寻找更适合居住的肥沃土地，一方面可以从事利润丰厚的航海贸易，而不是跟临近部落殊死搏斗。

　　即使是战败者，希腊人也有“海上逃亡之门”，所以，希腊文明所具备的政治宽容性、契约共享性和文化流动性并非无源之水，同样是因为地理环境对他们的关键性影响。

　　反观古代中国人就没那么好运了，地理环境的“内卷”迫使古代中国人不断进行残酷的内战，一方面地理条件本身也不断对古代中国人的生存形成巨大威胁。

　　这些威胁中，首当其冲就是黄河的水患。

　　我们常说，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母亲河，然而，这个母亲可是经常性的发怒，她一旦发怒，往往就造成难以计算的生命和财产损失。

　　所以，治水在中国文明发展历程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是两千年来政府官员和众多学者不断强调的主题。

　　早在公元前 651年,黄河流经的各个诸侯国就召开会议，除了讨论其他事宜，最重要的一项议程就是保证不兴修妨碍其他国家的水利工程，比如截断水流。

　　所以，正如魏复古所持的观点，不管是为了农业生产和灌溉，还是为了治理黄河水患，一个统一而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是当时非常迫切的生存需求。

　　同时，季风与农业的密切关系，也促使中国在公元前趋于统一。

　　亚洲是大陆型气候，中国农产区的雨量，80%出现于夏季的3个月内，其间主要的风向还会收变季风由菲律宾海沿着西北方向吹来，而由新疆方向自西至东吹来的旋风将这气流升高，两者相遇后,其中的水分凝结为雨。

　　但下雨或不下雨，或什么时候下雨，全要靠这两种气流。

　　如果它们交汇在某些特定的地区，那里就会产生洪水；如果气流没有交汇，就会产生极度的干旱。因此，这两种天灾常常会同时侵袭中原的不同地区。

　　这造成的严重结果如《二十四史》记载，每6年农作物就会严重歉收，每 12 年会出现大饥荒。

　　于是，救饥救荒变成了历代王朝政府的重要任务之一。

　　战国时，梁惠王对孟子说，“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也就是说，若是某些地方有了灾荒，就将那里的人民迁移到别的地方去。

　　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中，“扩大地盘，增加人口”自然而然就成了那个时代的“政治正确”，提倡“统一”顺利成章就成了能够一呼百应的政治纲领。

　　历史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从炎帝黄帝时代起，“实现统一”就是历代帝王的一项毫无争议的丰功伟绩。

　　在秦完成统一前的 500 年里,中国长时期处于互相残杀的阶段，诸侯国由最初的 100 多个，逐渐减少到 13 个。到最后的200 年里，还剩下战国七雄——韩、赵、魏、楚、燕、齐和秦，七个大国互相争伐，后来由秦国吞并其余六国,完成了统一。

　　从秦始，中国就开始结束封建时代，进入“大一统”的时代。

　　我们可以说，即使是没有秦国，中国也不可能像欧洲那样一直处于分裂的状态，统一始终是中国人自古开始就形成的一种极为强大的文化意志。

　　而这种文化意志形成的最主要推动力，就源自古代中国人应对地理条件挑战时的反应。

　　02

　　当然，除开地理条件对人类早期文明的决定性影响，在此影响下建立起来的文化基因、官僚体系，以及抗击北方威胁的需要，同样反过来进一步促进了中国人对于“统一”的信仰。

　　诸子百家虽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观点有时严重对立，但它们在思想上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追求“大一统”。

　　所有的学派都呼吁赶快实现国家的重新统一，都认为天下没有共主是不正常的，这会让人心神不宁，必然导致天下混乱，战争连绵，民不聊生。

　　张宏杰总结到：

　　孟子征引孔子的说法:“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孟子·万章上》）面对“天下恶乎定”这个问题，孟子说“定于一”（《孟子·梁惠王上》），唯一的途径是统一天下。

　　墨子则主张建立一个绝对君主专制的大一统国家。他的政治梦想是“尚同”（《墨子·尚同》），建立一个层级鲜明、纪律严厉、绝对整齐划一、消灭个性和多样性的社会。这样才能“集中力量办大事”，使国家富强安定。

　　老子认为，宇宙的本质是“一”，统一会解决一切问题。他说：“天得以清，地得一以宁......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老子·第三十九章》）

　　法家则是对大一统政治制度贡献最多的一个思想流派。韩非子认为“一栖两雄”“一家二贵”“夫妻持政”（《韩非子·扬权》）是祸乱的原因。

　　然而，如同希腊的地理环境与中原的截然不同，古希腊的思想家与我们的诸子百家也因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古希腊人对统一从来就不热衷，他们极为推崇城邦独立的自治制度。亚里士多德在批判柏拉图时指出，“城邦的本质就是许多分子的集合”，倘若过分“划一”，就是“城邦本质的消失”。

　　希腊人容忍并享受分裂的状态，甚至认为统一和过大的国家、过多的公民集团反而不利于民主与公共生活空间的营造。

　　我们不得不说，西方和中国在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所出现的分野，和地理环境的影响密不可分。在地理因素决定早期文明性格的过程中，文化系统无疑也是被地理因素左右，文化因素在其中仅仅是起到了催化和增强的作用。

　　而文化力量要发挥影响力，除了需要和地理条件相配合，也需要物质上的基础。

　　比如说信息的交流，黄仁宇先生就指出，秦汉的公文传递,就有木简，隋唐之间则不仅有了纸张，而且出现了木板印刷，所以使隋唐的教育较以前更为普遍，也使得整个文官集团能向小自耕农的社会看齐，彼此都能保持同一水平，所有这些技术跃迁和物质基础，对于保持管理体制的稳定和确立民族认同感，实在功不可没。

　　同时，随着时代的演进，科学的出现和技术的跃迁，人类生存方式愈加强大和多元，地理因素对文明演化的影响逐渐退到次要的位置。

　　而文化开始通过对人观念的塑造起到了愈来越重要的作用，否则你很难解释，为何在人类生存方式如此多样和极大拓展的今天，“统一”依然是中国人牢不可破的基本认知和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