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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中共“体面退场”的北大教授是什么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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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6 02:31:5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北大教授郑也夫
(法广RFI安德烈)中国民间声望很高的北大教授郑也夫决定挺身而出,尽“匹夫之责! ” 他在刚刚公开的‘政改难产之因’一文中分析政治改革为什么在中国根本就没有发生?他认为中共今天淡出历史舞台,符合中国广大人民和执政党共同利益。但作者同时指出,如果大家不发出声音,就不配看到专制政体的终结!
一个比较奇特的现象是,习近平执政以来对敢言者采取的高压、封锁、拘捕政策,产生的恐惧效应似乎已经封顶。在中国改革40周年之际,反而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分子公开发言表态。他们或者指出习近平当局根本不可能改革,一切对当局的指望都是天真的;或者仍寄希望于当局解放思想,放手改革;或者认为改革已死,宪政当立;近日公布的‘中国百余公共知识分子改革感言’就具有代表性。这一波中国知识分子的涌动中,郑也夫2018年年底的发声,极其尖锐!
政治体制改革为何不曾发生
郑也夫文章开门见山,中共为何提出要政改?因为它意识到法治缺乏,权力滥用,社会经济生活不可能走上正轨。但是中共为什么没有实施政改:因为中共“党首”意识到,“政改的每一项内容都是在削弱他的政党”:
党政分离和政企分离,意味着党的权力旁落,党将失去对国家行政与社会经济的操控;法制的健全将限制中共的行动范围;真正的政治协商一旦开启,中共的主张在争论中有落入下风的可能;在与党内外对手博弈中,决策者坚定地认为要抑制和应对社会多样化、民主化、自由化的趋势、统治集团内部也不能民主,必须权力集中。
自上而下的改革只有过一次,那就是1978年的改革,但是那次改革的原因是“不改革就亡党”.作者指出常常把亡党亡国放在一起说的谬误,“殖民时代划上句号了,不再可能有亡国灭种的事情”,毛泽东造成的局面使得中共害怕亡党,亡党就意味着统治阶级退出历史舞台,“他们当然不愿意发生这种事情,所以有了改革”。
中共和平结束专制符合中国广大人民的利益
郑也夫指出,中共在其执政的大多数时间中,其方针政策不代表中国广大人民的利益。巧取豪夺,先将人民私有土地变为国有,然后大搞地皮财政,各地政府高价将地皮卖给地产商,无数公民成为房奴······
作者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其执政的70年历史中,给中国人民带来太多的灾难。演化到今天,“它几乎完全丧失了自我纠错的机制,它的性质已经彻底蜕变···.加入它是为了做官,捍卫它是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对不同政见的仇视与日俱增,对危机的恐惧令自己失态。”
在作者看来,有一项符合中国广大人民和执政党共同利益的事情,就是共产党和平地、即以避免暴力的、最少社会动荡的方式,淡出历史舞台。“我以为,今后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所能做出的唯一可望载入史册的大事情,就是引领这个党体面地淡出历史舞台。”
但他认为,和平终结专制的历史,依赖于共产党的一位明智的领袖,不然难有非暴力的转型。
如果我们不发出声音,就不配看到专制政体的终结
台湾终结一党专政,在作者看来,如果没有台湾民主派多年打拼,蒋经国如果不是面对巨大的压力和多元的局面,蒋经国不可能做出那样的选择。作者认为,有什么样的统治者,就有什么样的被统治者,二者相互塑造,恶性循环是双方早就的。“得势者为什么要主动让权,改变现状呢?没有外部的压力,没有强烈的开报禁、开党禁的要求,执政党的党魁想这么做,都没法向同僚交代---同侪们会觉得老大有病了。”
作者接受“互动”的说法,作为党魁,带领中国走上结束专制之路实为不易,“难处不在于党外有反对派,恰恰在于没有反对派的存在” ,“让我们互动起来,力争踏上这唯一的、白驹过隙般稀罕的双赢之路”。
如果书生都敢于讲出自己的想法,中国不会是今天的样子
作者最后谈到为什么要写这样一篇文章的目的,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还有一个卑微的动因,就是让我还能看得起自己。,多年来我涂抹了上百万字。如果我最终在这个我想了许久的、关乎民族大业的问题上不置一词,我会看不起自己的。”
作者认为“今天的书生还没有尽责”。“如果他们都忠实于自己的良知,都勇于讲出自己的看法,中国不会是今天的样子。”
郑也夫
北京大学官方网站上有关郑也夫教授的教育及培训经历资料:
1986年:社会学硕士,美国丹佛大学社会学系;
1982年:哲学硕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1978—1979年: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读书。
研究领域
城市社会学;
消费社会学;
教育社会学;
生物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
文化人类学。
教学经验
研究生课程:
信任研究(1998—2000年,研究生课程)。
本科生:
怎样写论文(2003—2005)。
通选课
城市社会学(2001—2005);
消费批判与快乐研究(2002—2005);
生物学对社会科学的启示(2002—2008);
幸福导论(2006);
批判的教育社会学(2010—2015年)。
论文及著作
郑也夫,2016,《文明是副产品》,中信出版社;
郑也夫,2013,《吾国教育病理》,中信出版社;
郑也夫,2013,《语镜子》,中信出版社;
郑也夫,2009,《神似祖先》,中国青年出版社;
郑也夫,2008,《与本科生谈:论文与治学》,山东人民出版社;
郑也夫,2007,《后物欲时代的来临》,上海人民出版社;
郑也夫,2004,《知识分子研究》,中国青年出版社;
郑也夫,2002,《城市社会学》,中国城市出版社;
郑也夫,2001,《信任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郑也夫,1995,《代价论》,北京三联书店。
社会兼职与服务
北京市政府交通问题顾问(2010—2016年)。
奖励及荣誉
不申请并拒绝任何官方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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