妖风起，意何为

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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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网络上疯传着一篇文章叫《明清时期闭关锁国新探》，这标题，有意思。
闭关锁国就闭关锁国，“新探”什么？
新探，是重新探索的意思么？历史书已经定调了的东西，又要重新探索什么呢？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去找来看了看。
好不容易看完，谈谈感受吧：
(不谈的话，我会憋出内伤)
该篇文章很长，我就不复制粘贴了，一是浪费空间，二是估计大家也没兴趣看完。
我就针对该文章的中心思想来谈：
“闭关锁国”不是中国古代既有概念，也不是西方对中国的固有认知，而是晚清中日语言嫁接产生的历史名词，不是对明清时期对外政策的客观描述。面对咄咄逼人的西方殖民势力，明清时期的中国当政者从军事、经济、文化等不同层面，采取了以“自主限关”为主要特征的限制性政策。这一政策没有阻断明清时期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和中西文化交流互鉴，但造成了消极防御和漠视西方先进科技的负面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为近代中国陷入被动挨打局面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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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米认为，“闭关锁国”这个词是怎么来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现实状况是如何形成的？又是如何存在的？根源何为？
在讨论“闭关锁国”之前，我们先来了解明朝的一个基本国策，那就是“路引制”。
什么是“路引”？
路引，就是百姓出门所需的通行证，你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介绍信或绿马之类的。
“路引制”自明朝初期就开始实行，《大明律》曰：“民出百里之外，不给引者，军以逃军论，民以私渡关津论。”也就是说一个普通百姓在没有“路引”的情况下，每日不得离家百里，否则严惩不贷。
这个“路引制”对于“士农工商”各阶层都有着比较细致的规定，不管你是出门务农还是做工经商，你去了哪里，什么时候回来，身上带了多少钱，带了多少货，都要说给你的邻居知晓。如果你没回家，你的邻居就要及时向衙门报告，知情不报者要受罚。
到了洪武十九年，又搞了一个升级版的“知丁法”，不仅不准老百姓自由流动，甚至也不允许他们自由择业……在如此严厉的管制措施下，普通人连出个行都如此麻烦，何谈出海和民间海外贸易？那么：
朱元璋搞这些幺蛾子的目的是什么？
是为了防止西方咄咄逼人的亨利四世和腓力六世们？怕他们跨海来欺辱大明子民？
当然不是。
要知道，彼此的欧洲刚刚经历了“黑死病”的肆虐，英法百年战争也拉开了序幕，整个欧洲打得不可开交，老百姓同样身处水深火热之中，无论是英格兰法兰西还是西班牙都没有能力对遥远的东方构成什么威胁。
朱元璋所关心的，是如何管理因为连年战乱所造成的“流民问题”。因为老朱自己就是流民出生，他太懂这其中的道道了！为了不让后人效仿自己，他必须把天下百姓给筛成一盘散沙，好让老朱家的江山万万年。
自洪武开始，明朝的“海禁”和“路引”政策就一直在延续，直到隆庆年间才稍缓和。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朱重八搞的这些封锁管制策略，并非因为西方威胁，而是为稳固皇权所做的一些他自认为“必要的手段”。
自秦以来，皇权就是中国历朝历代皇帝最关心的问题，它只是一个“内因”，跟所谓“外部势力威胁”半毛钱的关系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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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这里，肯定会有些朋友不服气，要跟我说说“郑和下西洋”这件事情了。
关于这件事，我就问一个问题：
如果郑和不是朱棣的心腹，而只是一个普通商人，他自己造了一艘船要出海，要把自家的瓷器丝绸卖到西洋去，行不行？
要是能行，才怪！
郑和下西洋，代表的是大明皇室，属于官方行为，并非真正具有经济特征的贸易。
而且这一路上，除了宣扬大明国力和秀肌肉这些常规操作之外，那就是为朝贡了。
因为大明是“上国”嘛，所以每次出行的时候都会带上大量金银珠宝，对出访的那些小国进行丰厚的赏赐。作为回报，小国也会拿出一些土特产或者奇珍异宝之类的回礼，也就算是对大明上国的“进贡”了。
虽然跟大明撒出去的大量财富相比，那些小国们所谓的回赠，简直不值一提，但这种“花钱买吆喝”的行为，自朱元璋的时候就开始了，在朱棣时期达到了顶峰。
这种行为的直接后果是什么？
是造成了大明帝国巨大的财富外流，国内铜钱稀缺，大明官方货币大幅贬值。到了明宣宗朱瞻基的时候，大米棉布的价格已经比洪武上涨了50倍，布匹价格上涨300倍……
那么，郑和七下西洋究竟换来了什么？
在我看来，换来的只有一句话：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老朱当然不可能活一万岁，他71就挂了。
在古代的帝王里，他算是长寿的，可惜这种长寿并没能延续到他孙子朱允炆身上，而他儿子朱棣，也才不过活了64岁。
整个明朝皇帝的寿命平均43岁，可以说是严重拖了古代君王的后腿和大胯。而在苛政之下，百姓的日子能好到哪里去呢？
我们常常看见一些人以“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来表达对明朝君主“血性和骨气”的赞叹，但我想说的一句话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既然这天下土地都是他老朱家的地盘，天下百姓都是老朱家的盘中餐，那么，别人为什么要拼了命守护你老朱家的财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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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有曰：“士为知己者死”，但是明朝时期已经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士”了。
春秋时期那种“天子大夫士”的封建社会结构已经不复存在，大明王朝所谓的“士农工商”中的“士”，无非就是指读书人。
读书人也只分两种：做了官的读书人，没做官的读书人。
而“官”和“士”是不同的。
官，没有古代士族那种归属感、使命感和荣誉感，他存在的意义就是为君王服务。
至于这个君王是大明朝的君王，还是大清朝的君王，一点都不重要。所以，当李自成兵临城下的时候，朱由检搜肠刮肚也凑不齐军饷的钱，那些官僚都不是省油的灯，你老朱家的江山，凭啥要花俺的银子来保护？
明朝之亡，亡于内部的溃烂。
从诞生的那一天起，这个王朝就在不停的不停的折腾，直到把自己折腾死了才罢休。
你看，皇权无处不在，老百姓从日常生活到出门谋生乃至聚会摆酒……都给定了条条框框，一旦违背，轻则流放，重则杀头。
这样的环境，能有开放的余地？
就在明朝的皇帝们忙着做木匠，以及醉心于封自己为将军等闹剧之际，欧洲出现了文艺复兴，大航海时代从此开启，欧洲殖民者的足迹开始遍布世界各地。
是的，正如那篇文章里所说，“咄咄逼人”的西方殖民势力终于粉墨登场了！
但他们的目标并不是东方！
而是更西的大洋彼岸！
要知道，彼此的大明王朝，还正在为东南沿海地区泛滥成灾的倭寇而头疼不已。
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正是老朱自己。
从明太祖洪武年间开始，日本倭寇就不断骚扰沿海地区，为了应对倭寇，明朝开始执行海禁政策，即，禁止民间对海外通商，但是官方的朝贡贸易依旧合法。
也就是说，老朱家希望的是，用朝贡贸易满足外国人的通商需求，从而替代民间的私人贸易，以达到海禁之目的。
但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的老百姓长期依靠海外贸易谋生，海外商人亦对中国的各种商品有庞大需求，在巨大利益的驱动下，私人贸易是不可能被禁绝的，因而只能转为走私。
尽管走私行为是冒着被杀头的风险，可关键问题是：人不吃饭肯定会死的，而走私为寇却未必一定会死。因此，越来越多吃不起饭的人加入了走私者的行列：
成为了朝廷口中的“倭寇”。
(在明朝的倭寇中，真正的日本人其实只占一小部分，大部分都是被朝廷给逼的)
当然，还有那种官匪一体内外勾结的，由于篇幅有限，咱们就不做重点讨论了。
总而言之，真倭也好，假倭也罢，都是钻了海禁的空子，到了后期真正的开关后，倭寇泛滥的情况才得到了明显的扭转。
我想问的是，以当时大明帝国的实力，如果早一些开放海禁，是否有机会介入到这一场全世界的大角逐里去？我认为是有的。
无论是从综合国力、经济规模、土地、人力资源来说，大明都是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国。而所谓的“西方殖民者”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利益共同体，相反，因为各自的利益，他们是内卷的，是互相冲突的。
只是，在这场全世界的海洋角力之中，他们在冲突中不断学习和交流，而彼时的大明帝国却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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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从现实角度来看，文章摘要里“这一政策没有阻断明清时期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和中西文化交流互鉴，但造成了消极防御和漠视西方先进科技的负面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为近代中国陷入被动挨打局面埋下了伏笔”这段话的前半段，明显是站不住脚的。
首先，对外贸易在明朝早中期就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倭寇横行，走私屡禁不止。其次的原因是：在程朱理学为主流的社会，外来文化的影响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即，大明朝不太可能从其它国家学到什么优点和长处，所谓“文化交流互鉴”只是：
自欺欺人。
当然，后面一句说对了：
在大明的主流社会思想里，确实没有什么人对“先进科技”进行过关注或是感兴趣。
从十五世纪开始，明朝的火器发展就停滞不前了。在戚继光对抗倭寇的战争中，真正能起到作用并具有实战价值的，只有弗朗机炮和鸟铳等少数几种，但这些都不是大明的本土发明，而是来自于欧洲。
如果此时的大明王朝能“知耻而后勇”，迎头赶上，也未必没有机会，可问题是：
大明的读书人都在想着怎么做官，怎么能光宗耀祖作威作福；大明百姓为了生计，要么每日疲于奔命，要么落草为寇亡命天涯。

至于老朱家的子孙，依然沉浸在“天朝上国”的傲慢与偏见之中……最终，他们错失了这个民族在世界上真正崛起的最好机会。

我不知道大明皇帝的书几案头会不会放着一本《商君书》，但我可以肯定的是，他的案头绝对不会有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
以镜为鉴，知美丑。
以史为鉴，知安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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